作者：钟琳玲 来源：钟琳玲 来源日期：2011-7-14 本站发布时间：2011-07-15 02:16:28
本期关键词：非洲经济展望2011
背景介绍：非洲发展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近日联合发布了《2011年非洲经济展望》报告。报告对整个非洲大陆、非洲各地区、非洲各国在全球经济危机中的表现进行了审视，并对其2011年和2012年经济发展作出了预测，同时以专题章节探讨了非洲与新兴经济伙伴的关系，揭示了这些关系对非洲发展的影响。
报告称，2010年，非洲经济摆脱了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平均经济增长率从2009年的3.1%提高到4.9%。但受北非政治事件、燃料和粮食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2011年非洲经济增速将下滑到3.7%。2012年，非洲经济有望实现5.8%的增长，但这一预测受全球经济和非洲形势特别是北非局势以及日本核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仍有很大不确定性。
报告预测，2011年，北非地区经济增长将从2010年的4.7%跌至不足1%。东非地区有望从去年的6.2%提高到今年的6.7%。而西非地区受科特迪瓦政治冲突的影响，将从去年的6.7%下降至6%。南部非洲和中部非洲经济增长会加速，但增长率仍将低于东非和西非地区。
《2011年非洲经济展望》的第六章"非洲与新兴经济伙伴的关系"是该报告的核心及亮点。报告认为，随着非洲经济日益融入全球经济，非洲国家的经济伙伴也更加多样化。在过去十年里，非洲与新兴经济伙伴的贸易额占其全部贸易额的比例已从23%提高到39%。中国在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非洲最大贸易伙伴。目前，非洲前五大新兴经济伙伴分别是中国、印度、韩国、巴西和土耳其，因此，非洲应当拥抱新的经济巨人。但报告也注意到，作为非洲的传统经济伙伴，欧、美仍占到非洲贸易额的62%、外商投资的80%和官方发展援助的90%。报告认为，非洲国家应充分利用不同经济伙伴之间的互补性，提高自身的谈判地位，实现经济的多样性，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本期简报，我们为读者独家翻译了完整的"非洲与新兴经济伙伴的关系"章节，供读者朋友们参考和学习。
第六章 非洲与新兴合作伙伴
全球性结构转型带来崭新机遇
非洲对外合作须兼顾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
新千年，被称为雄狮的非洲大陆经历了深刻的经济转型。国外投资、新城镇、机场、炼油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谈及投资非洲，人们过去总是说美元。而今，人民币、印度卢比、巴西雷亚尔、韩国won和土耳其里拉让非洲稳步走出08~09年金融危机的阴影。
过去十年的改变为非洲创造了无数机会。非洲和新兴国家的贸易额每年高达6734亿美元。《非洲经济概览（Africa Economic Outlook，下称"概览"）》分析了非洲和新兴国家的关系，预测了未来的合作模式。在经济决策上，《概览》将传统合作伙伴和新兴伙伴的重要性等量齐观。
作为非洲和南南关系的里程碑式研究，《概览》认为08~09年金融危机之后，非洲对外合作对象已经转向了新的世界经济中心--亚洲和南美。不仅投资、贸易和经济援助，新兴国家的宏观经济结构和政治模式都让非洲获利良多。
《概览》一直关注非洲对外关系的变化。中国一直是非洲主要交往对象，其次是印度、巴西、韩国和土耳其。
欧洲和北美对非贸易比例迅速下降，但依旧占据非洲一半以上的外贸和外资总额。两地的经济运行对非洲发展的影响仍然很大。但是，对西方世界过度依赖的后殖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和发达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
对新兴国家对非洲的影响，《概览》做了谨慎但正面的预测。通过合作，非洲能引进新技术和资金。新兴国家不会给非洲的工业化、良性债务及国家治理带来负面影响，但各方需要更清晰的合作策略和透明的信息。
为了合作收益最大化，非洲国家可借鉴过去和发达国家交往的经验，强化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独立和发展。
Box 6.1 什么是非洲的"新兴合作伙伴"
中国和印度不应被定义为新兴合作伙伴，因为他们和非洲有长时间的合作关系。
新兴合作伙伴有两个特点：
1.必须是世界认可的新兴工业化国家
2.历史上与非洲联系甚少，但过去十年的关系发展迅速，未来充满潜力。
在本研究中，新兴合作伙伴不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互助委员会成员。但韩国是例外。它2010年加入委员会。
截至2011年3月，委员会有24个成员国：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美国以及欧洲委员会。另有11个国家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但不是发展互助委员会成员：智利，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病倒，以色列，墨西哥，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土耳其。
非洲放弃后殖民主义
全球化与非洲角色变革
当代世界不再简单划分为北方和南方，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为了理解这个深刻变革，本研究采用并延伸James Wolfensohn的"四速世界（four speed world）"的概念（Wolfensohn，2007）。根据收入，增长率及其与工业化水平的比值，国家分为四类：富足（affluent），小康（converging），进步中（struggling）和贫穷（poor）。由此，一幅新的世界图景摆在我们面前：一些发展中国家已在努力达到"富足"的生活标准，但一些还试图突破中等收入的天花板效应，还有一些摆脱不了贫穷的状态。
同时，还能划分出两个独特的时间段。对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危机和局势动荡，20世纪90年代是"失去的十年"。一些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缓慢。北部和南部非洲国家跟拉美一样，经济增长，但一旦改革就脆弱不堪。
21世纪头10年，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强劲增长，一直到经济危机。非洲人均收入增长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首次超越发达国家。小康国家从12个增加到65个，人均收入增长率是发达国家的一倍。贫穷国家从55下降到25个。中国和印度的增长率是发达国家的3~4倍。
中非和西非的贫穷国家发展状况一般。但"奔小康"的国家从90年代的两个增加到19个。高速发展国家仍面临贫穷和不公平的问题。但是，下面还是呈现了非洲经济增长的突出表现。
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发达国家经济萧条的几年，一半非洲国家进入了小康。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危机让世界财富高速变动，非洲吸收了这部分财富。但这个变化是否具有持续性，发达国家的复苏是否把部分非洲国家打回"进步中"行列，是需要关注的。
非洲国家和新兴合作伙伴改写了过去十年的世界经济图景。曾经贫瘠的大陆得益于新伙伴的投资、贸易、经济援助、宏观经济模式以及政治架构。
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新兴经济体快速融入世界经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快了这个进程。期间，中国，印度等国经济高速扩张，打打降低了穷人数量。
全球性因素和国家之间因素影响包括非洲在内的穷国。有些是全球性因素：工资，利率，产品与原材料价格，国际收支失衡和净投资。这些因素很少在非洲减贫问题上考虑。大部分研究注重国家影响，比如中国对非洲原材料，贸易，投资，出口补贴，援助和移民的影响。
事实上，不是所有国家都能从新兴合作伙伴身上获益。那些石油和矿物出口国得到的收益高得不成比例。其他国家，特别是跟中国没有联系的那些，就得益甚少。
Garroway等人（2010）发现并分析了"增长引擎效应（growth engine effect）"。90年代七大工业国拉动发展中国家增长。但2000年后，中国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影响力大增。中国经济增长率变动1%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增长率的影响分别是0.3%和0.4%。发达国家的影响相应下降。Rodrik（2010）认为，过低估值的人民币提高了原材料出口国对中国的依赖，同时拖慢了它们的工业化进程。相反，增长引擎效应保证世界各国对穷国出口的需求，这对产油国和非产油国的作用是一样的。
世界需求的稳步增长出发原材料的"超级循环（super circle）"（渣打银行，2010）。新兴国家中产阶级的膨胀和高速城市化对商品需求影响巨大。商品需求对城市化非常敏感，而消费也随着收入水平靠近中产标准而增加。这导致全球消费品价格上涨。截止2006年，外汇市场对美国国债的投资压抑全球利率，进而刺激商品价格上涨。生产商品的非洲国家的经济因此不成比例地增长（Collier，2010）。
如果新兴国家的增长持续下去，将为非洲带来更多利益，因为富裕和成熟的中产阶级增加非洲的出口机会。能分享增长红利的20亿人大部分在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国，他们的需求为非洲带来巨大出口市场。新兴国家短期对非洲出口产业有不利影响，但长期而言是利大于弊的（Chamon & Kremer，2006）。贸易壁垒逐渐被打破，非洲国家承接了新兴国家的产业转移。
国际货币基金会（2011）相信，新兴国家发展模式转型（比如中国）可让资源出口型低收入国家的出口产品多样化。马来西亚，印尼和智力的经验印证了这一点。新增收入可用于扩张生产能力，搞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开发人力资源。此外，另一期《非洲经济概览》指出非洲需要推动私人企业的成长。因此，非洲和新兴合作伙伴的关系需放在全球财富转移的语境下考量。
新兴合作伙伴走向前台
人们容易低估新兴国家对非洲的经济拉动作用。
下表展现过去十年非洲和新兴国家间的出口，进口及贸易总额。从总趋势看，贸易总额从2470亿美元翻倍到了6290亿美元。
还有另外两个趋势：1）与新兴国家贸易量在总贸易量得比例从23%增加到39%。同期，与发达国家贸易量从77%下降到62%。
2）2000~2009年与新兴国家贸易量突飞猛进。10年前，对中国贸易少于5%，但现在已提升到16%。美国对非贸易额曾是中国贸易额的三倍，但2009年被中国反超。2000时，所有新兴国家贸易额总和还不到对欧盟贸易额的一半。2009年，二者已经相同，前者将很快超越后者。但是，上述图表反应的是商品贸易额，非洲的服务贸易的主要对象还是传统发达国家。
传统合作伙伴依旧占主导地位
过去10年，非洲和传统合作伙伴的贸易额翻了一倍。但非洲贸易总额的增长不止两倍，所以才说传统合作伙伴的贸易额的比例下降。传统贸易关系依旧重要，它占总额约62%。欧盟贸易额超过40%，约合2560亿美元，三倍于对中国贸易额。在拓展新伙伴的同时，非洲国家必须意识到老朋友的重要性。读者不要误解上图中曲线下降部分：非洲经济并没有出现结构性下降，2009年的拐点是金融危机的副作用而已。2010年初步数据表明非洲经济重拾增长劲头。传统伙伴贸易比例下降，但新兴伙伴的比例上升。
从海外直接投资额看（FDI），传统贸易伙伴仍旧占很明显的主导地位。如图所示，发达国家占了非洲FDI总量的80%。但是，诸如中国和巴西等新兴国家的比例已从90年代的18%上升到2008年的21%。欧洲和美国依然是非洲的主要投资者。
但直接比较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对非洲FDI时要高度谨慎，因为能用于统计的可靠数据非常稀少，尤其新兴国家的数据。不同来源的数据统计口径不同，解释的结果因而千差万别。
同时，新兴国家的FDI也集中于少数自然资源富足的非洲国家。中国商务部09年数据指出，76%的对非投资流向了燃料资源和矿物资源富集的国家--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博茨瓦纳，喀麦隆，刚果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加蓬，加纳，几内亚，利比里亚，利比亚，毛利塔利亚，纳米比亚，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南非，苏丹和赞比亚。2004年起，非洲北部是主要的FDI接收地，占总量的30%~50%。21世纪头十年，75%FDI流向石油出口国。这个比例在传统合作伙伴中更高达85%，相比而言，新兴国家的投资分布相对分散。
我们的团队进行了涵盖40个国家的调查，数据来自非洲中央银行。该调查不仅有国别比较，还得出其他数据来源得不到的结果。统计表明，欧盟和美国是最重要的非洲FDI来源。2000~2004年传统合作伙伴FDI比例达85%，2005~2010年为83%。欧盟是最大的单体FDI来源地，00~04年为55%，05~10年为44%。美国在10年内从25%上升到37%。样本中，新兴国家FDI仅为10%。但是，这个比例已经翻倍，并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不仅是FDI，新兴国家的其他投资已成为非洲的主要资金来源。
高质量的FDI和投资数据有利于形成良好的跨国合作决策。上述表格数据尽管不是十全十美，但其参考价值不容小觑。同时，非洲国家更要在不同行业的国际比较，数据可靠性，结论推断方面强化它们的数据分析能力。非洲国家应该邀请发达国家帮他们提升这方面研究水平。
下表把传统合作伙伴（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和新兴伙伴（中国，巴西，印度，科威特，沙特，阿联酋，土耳其）的投资额放在一起比较。发达国家依然占主导地位，但新兴国家的投资额以高速增长。
多元化的新兴合作伙伴
中国对非贸易非常重要。但其他新兴国家的总和超越了中国。下图呈现了各国在非洲贸易、出口和进口的比例。中国只占了38%。
新兴国家非洲海外直接投资额（FID）与贸易总额排名不一定相互对应。中国仅仅占FDI的10%，而且还有轻微下降趋势。相反，印度FDI在过去20年从7%增加到17%。
苏丹国的报告显示，印度是继中国之后最重要的伙伴，它协助该国突破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中东国家的投资反而让人惊讶，它竟占了58%而且还在增长。FDI不是新兴国家最热衷的投资方式，特别是中国。只关注FDI恐怕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从总体上看，不论投资总额还是合作国家数目，中国毫无疑问是新兴合作伙伴的领头羊。这不仅因为它带动了世界财富向非洲的转移（OECD，2010），它的所作所为更改变了世界对这片广阔大陆的观感。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不将非洲看着"毫无希望的不毛之地"（《经济学人》杂志2000年一个文章曾经这样负面地描述），而将其视为机会和财富并存的天堂。这种正面态度还影响了发达国家。世界银行指出（Okonjo-Iweala，2010），除了中国龙，印度虎外，发达国家渐渐把非洲看作"非洲狮"。麦肯锡环球研究所也提出（Roxburgh et al., 2010）"奋进中的狮子（Lions on the Move）。《经济学人》在2010年也修订其看法，把非洲视为"狂奔出笼的狮子（Uncaging the Lions）"。
新兴国家非洲合作对象的数量也千差万别。下表例举投资超过一千万美元的国家。中国，印度，韩国，巴西，泰国，土耳其和印尼拥有最多的合作国家。较小的新兴国家的对象则较少。
同样，新兴国家涉及的行业也不同。下表显示投资超过五千三百万美元的行业的数量。中国，印度，韩国，巴西，泰国，土耳其和印度涉及各个行业。国家经济规模越小，投资行业越窄。
如McCormick（即将发表的文章）强调，非洲经济转型动力主要来自中国，印度和巴西。但观察家也留意到其他新兴国家对非洲的贡献。
国际社会对非洲贡献最大的新兴国家已有共识，因为中国，印度和巴西这样的经济大国能发挥无法替代的巨大影响。但哪些是第二梯队的新兴国家？对这个问题大家莫衷一是。这些次重要的国家往往在某些国家的某些行业发挥影响。Scott等人（201）研究了中型国家的非洲联系网。他们发现韩国和土耳其是第二梯队的领头羊。
合作伙伴的多元化为非洲带来大量机会--新产品、资本、贸易、知识、技术、经济模式以及发展的经验。
合作行业方面，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有比较优势（Foster et al., 2008），印度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Sidiropoulos，2011；Kragelund，2008），巴西则是农业和农产品加工（White，2010；Ejigu，2008）。由于非洲的基础设施最需要改善，所以决策者
和分析家都关注中国。但是，非洲应该走的更远。如2009年《非洲经济概览》强调（AfDB，OECD和UNECA，2009），非洲可以通过信息技术突破基建瓶颈。另外，由于粮食安全和就业因素（Dorward et al., 2004；Diao et al., 2006；FAO，2008），非洲对农业的迫切性和潜力也更大，巴西因此可扮演更重要角色。
新兴和传统合作伙伴相互补足
新兴国家被普遍看成非洲的资源掠夺者。但事实比想象中复杂和正面。新贸易合作创造了技术转移和金融合作的机会，这对决策者而已是鼓舞人心的。
新兴国家看似争夺非洲资源，但他们更多是互补而非竞争。他们是一种发展合作模式。非洲国家之间合作，新兴国家和非洲合作等南南合作模式，被2008 Accra Action看成北南合作的重要补充（Zimmermann和Smith，即将发表文章）。新兴国家也非铁板一块--它们在行业，产品，技术，新科技，地域和金融方面提供的机会是多样的。新旧伙伴在各方面相互补足。
产品方面补足
非洲从新兴国家入口的产品不同于来自非洲和美国的产品。亚洲产品物美价廉，这增加了当地的货币购买力和生活标准。优质工业产品增加非洲企业的生产率，提高在国际价值链的位置。发达国家则提供服务，电信和旅游产品。根据Vernon的全球产品循环模型，新兴国家在生产和农业领域更活跃。
下表显示各个国家出口非洲产品的类型，它呈现了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互补关系。比如，发达国家的商品，原料和低附加值产品的比例低于平均值，但新兴国家则高过均值。中国跟其他新兴国家不一样，它的出口产品范围很广，并能与欧美匹敌。
从进口的矿石，原油，珍稀矿物看，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相互竞争。二者进口模式相近，都是在"掠夺资源"。美国，巴西，印尼，印度和中国是"饥饿"的初级产品进口者，原油和矿石进口额高得不成比例。这让资源富足的非洲国家大获其利。此外，新兴国家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输等方式发掘和剥削非洲的资源。它们在发达国家的基础上扩大了非洲的资源开采量。苏丹报告指出，尽管新兴国家大力寻求资源，但资源出口的贷款刺激了关键基础设施的开发，如教育，能源和公共设施。
互补作用也发生在发展合作领域。最近几十年，传统伙伴着力于减少贫穷，社会组织及政府治理层面。1990年，82%的资源投放到农业，工业，经济基础设施和金融行业。2004年，农业和工业的投资额减半，但健康，教育和政府治理方面的投入翻倍到51%以上（Harrigan，2007）。新兴国家填补了发达国家退出的领域--它们多投资到基础设施等存在结构性瓶颈的基础行业。发达国家关注政府治理和制度能力，新兴国家则支持公共基础设施和以大学交换项目为依托的人力资本。在佛得角，新兴国家让当地政府把重点放在制造业，建造业，医疗和地产业，这些领域是发达国家不关注的。在毛里求斯和乍得，发达国家乐于投资社会组织，而新兴国家倾向农业，基建和生产性项目。《非洲经济概览》调查指出，从非洲的发展目标来看，新兴国家似乎是有有效的合作伙伴。这个观点在Kragelund（2010）的研究中得到了验证。
技术和创新的互补
非洲国家通过新兴国家的FDI，其他投资及金融活动得到"低端技术（Bottom-of-the-Pyramid）"。首先，新兴国家出口的技术多用于升级过去发达国家留下来旧技术。尽管非洲的人力资源价格不高，但高附加值产品很难转移到那里，因为要在低价格的同时保持高质量是很难做到的。技术转移的最大障碍是关于生产的知识，"生产流程不能手把手教，而得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掌握"--这是创新的核心（Khan，2009）。如果产品在第三世界设计，技术更容易被采纳和模仿（OECD，2010）。明显，这不意味着非洲国家就能掌握新技术。以上论断的关注点是供应方，在需求方，非洲国家对技术的要求已经很高。
第二，随着新兴国家创新能力的加强，研发不在是发达国家的专利（Hollander & Soete，2010）。量体订做的技术随贸易，投资，移民等途径从新兴国家流入非洲。非洲消费者能以低廉价格买到符合它们国家技术要求的产品（Kaplinsky，待发表文章）。此外，Pal（2008）指出，如果有性价比高的高技术劳工，新兴国家是乐意增加非洲投资的。
地理区域的补足
下表非洲各国出口产品的流向。发达国家更多与北非和西非国家有关系，而新兴国家与中非，东非和南非国家有关系。从非洲进口看，主要是北非和南非国家从发达国家进口。而新兴国家主要出口到东非和西非国家。地理空间区域不能直接影响贸易方向：南非离欧洲非常遥远，但有40%的进口额，远高于靠近欧洲西非。系统的，历史的，文化的因素需要协同分析。
中国等新兴国家更关注被发达国家"遗弃"的地区，因为这能相对容易地进入本地市场。得到发达国家最多投资的十个国家是：南非，埃及，尼日利亚，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刚果，利比亚，毛里求斯，突尼斯和加纳。根据中国商务部2010年报告显示，得到最多中国投资的国家是：赞比亚，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和几内亚。有趣的是，埃及是发达国家在非洲第二大FDI投资国。但中国在09年埃及投资（2850亿美元）约等于其在埃塞俄比亚的投资额（2834亿美元）。
多样化的金融合作模式
跟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国家用不同方式对非洲进行金融援助，并带来了大量发展的机遇。
发达国家为支援非洲的行动设立了严格的规则：各个领域接受援助后，需做到尽可能好（best practice）。不过这个规则已作出轻微调整：援助对象可以从任何它们认为的物美价廉的地方采购产品。为促进非洲国家出口，发达国家以政府名义作出的金融授信，不能看做正式发展援助。预算支持比项目为对象的金融支持更有效，虽然不是广泛使用。
新兴国家倾向采纳全面的方法以推动出口，支持直接投资及提供发展援助。它们喜欢把各种支援项目"打包"。南南合作基于双赢前提，贸易和投资均被看做经济上互利的有效方法。对大部分新兴国家而言，发展合作仅仅是促进双边贸易和市场收益的方法之一。国际合作需要私人机构的参与。比如，出口信贷补贴的目的，是政府为减轻私人公司进入新市场的风险，及分担必要基础设施建设成本（Potter, 2008； Chanana, 2009；Kiala， 2010）。
欧盟与北美因此倾向于FDI和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方式支持非洲。新兴国家不注重FDI，但它们在其他金融方式上超越了发达国家。中国以以下方式支援：
出口授信：它支持本国出口企业跟外国竞争。04~08年发达国家的出口授信总和为42亿美元，每年少于5亿用于非洲。相反，09年中国对全球市场的出口授信为296亿美元。印度跟中国比FDI较高，但出口授信较低（Athukorala，2009）。但Chanana（2009）指出，印度进出口银行的授信额从04年的5千万美元上升到20年8千9百万美元，其实60%投放到非洲。
自然资源项目授信：中国进出口银行利用自然资源出口或者优先开采的方式，投资非洲基础设施，及回收对非贷款。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和刚果民主共和国2007年价值60亿美元的合资公司。中国方面和安哥拉签署的合同，其中04年为20亿，07年为25亿。合同包括1300公里铁路，300公里公路，医院，学校，公共住房，电信网络和农业投资。授信以安哥拉的原油出口为担保（Brautigam，2010a）。这种模式过去日本曾用于对华贷款，如今被称为"安哥拉模式"或者"资源换基建模式"。
"复合授信"，它是一篮子的金融方案，包含各种优惠的贷款利率方案（Brautigam，2010a）。中国非常积极使用多元金融方案。方案正合了FDI和出口授信，出口授信通常含义优惠利率。Brautigam（2010b）预测，低息贷款，无息贷款和无偿援助在07年已达10亿美元，08年14亿美元，09年21亿美元。她估计，优先出口授信在07~09年达20亿美元，无优惠利率贷款每年有50亿美元。合并计算，07~09年达71亿美元，远高于Smith和Zimmermann DAC机构预测的09年达19亿美元，因为它之计算了优惠利率贷款。
新兴国家为非洲国家提供两方面收益：长期的国家贷款和有效率的私人机构。这种方法提升非洲国家在环球价值链的位置--资源得到更充分配置，高附加值产业（如炼油厂，石化复合企业）得以发展。一些私人机构不愿意涉足的领域在外国支持下得到开发，比如中国2007年投入60亿美元贷款给刚果民主共和国，建设6000公里公路，3000公里铁路，医院，学校和公共住房（Marysse & Geenen，2009）。2010年，中国和尼日利亚签订230亿美元的合同，以兴建三座炼油厂和一个石化复合企业。一些新的投资方式，如资源换基建模式让资源富足的非洲国家用自然禀赋发展经济。
其他新兴国家竞相学习中国的混合援助与投资模式，尽管规模较小。比如，2007年塞内加尔和印度签署22亿美元的铁矿提纯合同，以此换取铁路，炼钢厂和港口的建设项目。圣多美和印度达成五百万美元的授信及一百万的赠款协议。这些合作项目用以建设中小型企业技术孵化中心和农业，基建及碳氢工业的技术合作。2010年，加蓬政府，印度和新加坡宣布价值35亿欧元的合作协议，它包括一千公里公路，5000所社会住房及棕榄油加工基地的经济特区。相反，巴西遵循比较传统的外援模式，它把援助和投资分开。阿拉伯国家类似于发达国家的模式，尽管它们最热衷的援助领域（电信和旅游）体现其比较优势而非被援助国家最迫切的需要。阿联酋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签署了5亿4千万美元的投资协议，帮助其修建高级酒店和商业中心。
下面展现援助者和援助方式的变化。
发展合作的全球治理：不断变化的模式
新兴国家的综合性援助政策对发达国家并不陌生。开始的时候，发达国家以此与非洲建立一定联系。但是，1991年"赫尔辛基合作方案"公布后，它们渐渐放弃这种方式，因为这会扭曲正常贸易关系，为非洲国家带来损害（Morrisey，1993）。此外，发达国家的援助理念和方式也有所不同。日本和韩国更喜欢整合贸易，金融及双边合作。这反映它们经济发展的经验和充分利用合作伙伴理念。或许受新兴国家影响，发达国家开始整合无偿援助和各种投资，以期让被援助国家得到长期的金融支援。世界银行开始注重私人领域，创造就业和提高非洲的竞争力。跟过去相比，发达国家更关注非洲的农业，郊区发展，基建等领域。
相反，新兴国家政策变化很快，它们也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随着合作的深入，它们也遇到发达国家过去遭遇的问题：对外援助与自身国家发展战略的契合；监控各种变化的因素；维护本国的正面形象。这些问题在援非大国上更尖锐，因为涉及的官僚部门更多，面对的合作伙伴更多。因此，一些新兴国家开始采用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衡量对非合作，比如阿联酋2010年起就是这样做的。巴西也是使用类似的准则。越来越多新兴国家建立类似发展互助委员会之类的组织来指导和规范对外合作行为。
因此，一幅多元化的国际合作图景呈现在我们面前。首先，新兴国家给非洲提供了各种不同的发展计划。其次，发达国家在坚守援助政策有效率、稳定和一致性的原则的同时，渐次接受新兴国家的做法（OECD，2010）并向其学习（Bogota Statement，2010年3月）。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中国-发展互助委员会经验交流项目。
但是，单一的国际合作模式在未来不可能出现。这不是一个坏消息。从非洲的角度看，单一的模式未必符合它们利益。非洲国家了解新兴国家为何比发达国家相比，能更好地执行《巴黎宣言》。一些新兴国家也使用发达国家的援助准则。但对非洲国家不好的是，发达国家认为新兴国家不是"正统"的援助主体，它们并以此为借口延缓《巴黎宣言》的执行。在此情况下，发达国家重申在《巴黎宣言》中的承诺。2008年Accra Agenda for Action邀请南南合作的援助方制定援助规则。2011年釜山高峰论坛被看成各方建立"发展效率"共识的重要步骤。
来源：OECD发展中心
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被认为比发达国家更有效率，并带来"关键性转折项目"。贝宁的报告指出新兴国家就没有多官僚程序。另一个差别是援助政策的前提条件，这是80年代后发达国家双边和多边援助的特点（Nissanke，2010）。但是，新兴国家不设前提条件不意味着它们不控制合作项目。证据表明中国官员在涉及信用额度的问题上相当积极（Aguilar和Goldstein，2009）。再者，新兴国家使用具体的项目合作，而非发达国家的整体发展计划。资金直接流入项目承包公司，这促使公司高效完成工作并尽力压低风险。比如，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安哥拉签订的两项土木工程项目规定，70%的工程量和不少于50%的采购量需来自中国公司，而实际上这个比例更高（Tan-Mullins et al.,
2010）。但没有证据显示新兴国家的项目效率更高。安哥拉和赤道几内亚就提出中国一些项目的工程质量问题。
三边合作能否最大化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互补作用呢？佛得角一个技术中心项目就是鲜活例子--发达国家带来资金，而新兴国家知道如何让项目切合实际情况。与日本和南非的合作中，巴西的研究项目提升了当地的农业生产率。下表呈现三边合作的可能性。
三边合作：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互补性
广义的角度看，三边合作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和被援助国间的国际合作，它以促进发展为明确目标（参见Altenburg & Weiket，2007）。
三边合作的核心收益是扩大发展可能性空间与相互学习。"南南三边是新的援助模式，它有强大的发展可能性空间"（Accra高峰论坛部长级会议传达的主要信息，可与Altenburg & Weiket，2007例子相比较）。发达国家可仅提供南南合作所需资金，也可全方位参与到项目的知识与技术层面。
三边合作也能利用新兴国家的某些专长（UNDP，2004；Yamashiro Fordelone，2009）。仍在发展中的新兴国家认为"它们更深切体会并满足非洲国家的需求"（ECOSOC，2008），因为它们在经济，社会，政治，语言有共同点，可以通过较低交易成本提供本土化的援助。
三边合作框架下的高端政治合作依然少见，它最多存在于小型合作项目的培训与准备阶段。但是，越来越多国家寻求三边合作，比如巴西，南非和墨西哥。一些国家，如中国，对三边合作持谨慎态度。这或许由于它们在非洲的成功，源于发展中国家不会殖民非洲的论述，消解了发达国家在非洲的神话。与发达国家合作将改变这种状况。非洲国家也担忧，跟发达国家合作会降低谈判时讨价还价能力。
来源：Sven Grimm and Sanne van der Lugt,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 Stellenbosch University
工业化，债务与管治
新兴国家让非洲获益。但有人担忧，对自然资源和工业原料行业的过度关注，以致忽略减轻债务和提升管治质量的改革，这些活动却是发达国家长时间支持的。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这种说法，风险还是存在的。非洲决策者要提高对外合作透明度。
非洲制造业的新机会
数据让我们审慎地乐观。非洲制造额过去十年翻了一番。产品更多出口到新兴国家。但是，经济多元化的问题依旧存在。当非洲将其融入世界经济，并在全球价值链条上定
位时，某些产业和劳动力市场将发生不可避免的痛苦调整。
根据自由贸易区理论，非洲从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增加的属于贸易增量而非贸易转移（Berthelemy，2009）。中国的发展与金融援助作为对非出口补贴，扭曲了自由贸易。通过贸易增量，价高的国内产品被更有生产效率的国家的产品替代。而贸易替代则是，自由贸易的扭曲导致廉价产品被相对价高的产品替代（Viner，1950）。
新兴国家和非洲直接生产的产品从价格和性能上提高了消费者的权益。马拉维的报告指出新兴国家让当地消费者有更多的产品和服务选择。印度的药品比发达国家的便宜许多。总体而言，中国是过去十年最大的单体产品生产国，占了非洲进口产品的五分之一。
国际原油价格从2000年的35美元每桶上涨到2009年的100美元每桶，这让非洲的石油出口额快速飙升，并成为该地区主要的贸易种类。能源业的欣欣向荣似乎掩盖了制造业出口贸易的兴盛--装备制造，交通工具，加工产品（不含食品）等过去十年的产量翻倍。非洲和新兴国家这方面贸易额已经等于和发达国家的贸易额了。
非洲大部分的新增出口流到了较小的新兴国家，这证明了本报告的一个观点--新兴合作伙伴不限于中国这类"大国"。印度，巴西，韩国和土耳其让非洲的制造业趋向多元。下表对比了非洲对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出口额。2000年，3.4%产品出口到中国，14.8%到其他新兴国家。这个比例在2009年分别上升到11.3%和22.7%，升幅与对欧盟出口额相当，但略低于对美国出口额。
越来越多非洲工业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除中国外的其他新兴国家进口的产品，较发达国家更为多元化。相反，对欧盟25国，美国和中国的出口额在2000年起呈下降趋势。
我们可以看到非洲工业品出口的进步，但它还是集中在少数国家。非洲要吸引更多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购买起产品。如上表所示，最发达的非洲国家（南非，突尼斯，摩洛哥，埃及，毛里求斯和阿尔及利亚）工业品出口一日千里。其他非洲国家也有类似的趋势。自2000年起，大部分国家由于起点很低，增长速度和增长规模相若。最新的09年数据需要谨慎看待，因为当年出现经济危机。
和各新兴国家的经济关系趋向平衡后，非洲将得到新的发展机会。
1. 较高价格商品可以积累外汇储备，以作为产业升级的资本。
2. 新兴国家爱是非洲的创新之源。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比例持续增加，新技术可以满足非洲
普通消费者的需求。40年前，只有2%的研发活动发生在非洲，且大部分成果用于高收入消费者的需求（Singer et al., 1970）。2010年，这个比例增至五分之一（Hollanders & Soete，2010）。促进增长的动力是中国和印度普通消费者的需求的告诉增长。Cirera和Markwald（即将发表文章）认为非洲内部贸易提供了合作多样化和技术升级的机会。一个例子是中国把东非的LED光学技术用于太阳能手机充电器。成本不过一美元，就能为三部手机和整个家庭提供照明，而不需要接入地区电网。非洲的收益不仅仅是消费品，因为手机同样是农业领域的重要资本，照明让孩子在家里和学校都能学习知识。再比如，技术转移提高了乌干达的就业率，出口利润及产能多样化。技术促进了纳米比亚的创新水平，就业率和经济的多元。
3. 散居海外的新兴国家专业人士是技术转移的重要来源。中国小型投资者在农业方面引进的新技术就是很好的例子。
4. 非洲国家希望搞经济特区，引进中国模式以吸引FDI，技术转移，高新科技以及高水平专业人士（Brautigam & Tang, 2011）。特区整合了世界级的基建，快速通关以及政府的财政优惠，这些将帮助外来企业客服非洲发展过程中的困难（Brautigam et al., 2010）。如尼日利亚的Lekki项目，增加就业是另一个重要目标（世界银行，2011）。最后，特区通过物流，转口，保险及金融服务与本地经济建立联系。外国公司也可以把运输，保健，餐饮和住房服务转包给本地企业。赞比亚的矿石和埃及的大理石就是在经济特区加工的。
要把握这些机会，有关部门需要调整政策及克服困难。非洲和新兴国家的生产率差异可以弥合贸易的不顺畅状况。非洲国家进口廉价的消费品和纺织品，但融入世界经济价值链让非洲公司局限于产业链的低端（Asche，即将发表文章）。南非出口到中国最精细的产品也仅是钢材而已。新的纺织品三边贸易是另一个例子。西非国家出口粗棉到中国，棉和纱被返销到南非，成为中国低技术制衣厂的原料。而这些衣服将出口到美国。第四个流向是非洲国家进口廉价纺织品。
技术和知识流动的渠道
劳动力流动：外国公司雇佣或者培训的员工，更换工作或者自主创业时实现对当地的技术转移。
展示效应：当地公司通过模仿和逆向工程活的外国投资者的高端技术。
纵向连接：外国公司通过原材料或成品转移技术。新兴国家的中小型企业为这种技术转移带来希望和适当决策支持。
来源：Saggi（2002）
McCormick（即将发表文章）认为，没有确切证明表明和新兴国家的贸易是促进还是阻碍非洲的工业化进程。贸易，FDI，发展援助会产生不同乃至相反的效应。效果取决于：合作的模式，项目是否符合双方的能力，行政安排是否恰当，是否遵循相互理解、尊重和透明原则。工业化需建立在现存实力的基础上。因此，非洲制造业应立足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食品加工，防止，制鞋，家具和基本金属产品。这些产品的比较优势在于供应充足的原材料，创新能力和用于新产品的传统工艺。下表归纳了与新兴国家合作的策略及其优劣。
新兴国家对非洲制造业的影响：正反两个例子
服装产业：被中国占了便宜。有些国家尝试利用AGOD的优惠发展劳动密集型服装出口产业。根据2005年的《多边纤维协议》，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肯尼亚，莱索托，斯威士兰增加了服装出口。但中国也根据协议增加了对美国和欧洲的出口。COMTRADE数据显示，05年~09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加了457%，从21亿美元激增至119亿美元。非洲尝试增加美国市场，但份额却从2.6%下降到1.3%。服装是中国的非直接比较优势阻碍非洲出口发展的例子。
埃塞俄比亚的制鞋业：技术小国的成功范例。21世纪初期，跟其他非洲国家一样，埃塞俄比亚充斥着中国鞋（Gebre-Egziabher 2007; Sonabe et al., 2009）。跟邻国不同，它夺回了国内市场，并成为欧美皮革鞋的重要出口国。埃塞俄比亚有高度发达的皮革产业，并有强大的产品储备（Bini，2004）。从2000年起，皮革产业开始升级。整个制鞋业随着现有企业和新兴企业的发展而起飞（Sonabe et al., 2009）。很多新兴的企业主是鞋厂老板的子女，他们了解这个行业，而且受教育程度更高。它们带来了新的产品设计，生产流程，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市场营销经验和采购方法，这些增加了面对外国企业和其
他小企业的竞争力。Addis Ababa从原材料，企业家经验，制鞋技术，创新意愿与能力，以及质量观念获益。
来源：McCormick（即将发表文章）
过高的价格导致国民经济严重倾斜于资源产业，这个说法有点言过其词。03~08年的涨价是因为印度和中国的过度需求（Farroki，2010）。商品价格的"超级循环"增加了非洲国家荷兰病的风险--对自然资源出口的过度依赖增加了金融风险。这些风险通过货币升值和工资压力损害了非资源产业的竞争力（Corden & Neary，1982）。事实上，新兴国家导致的荷兰病的负面效果是有限的。首先，工资压力是很小的，因为中国也把很多本国劳动力用于资源项目（Christensen，2010）。其次，由于非资源贸易在非洲不甚发达，国家和企业在这些领域的主要任务是提高生产率，而非抵御货币升值带来的外部冲击（Goldstein et al., 2006）。再次，中国在资源领域的投资确实改善了当地基建，去除了发展的障碍。虽然安哥拉经济依旧依赖于自然资源，2010年，它的非资源产业增长率已经连续三年超过资源产业。最后，没有证据显示，新兴国家由于资源开发的原因，是非洲的政治管治恶化。
非洲经济特区还没呈现吸引技术转移，技术增值和创造就业的充分潜力。截止2010年，在中国帮助下六个特区在建。但不是每一个都那么成功，原因和出口加工区一样，它们不总能成功地找到差异化竞争模式。如Ancharaz（即将发表文章）指出，经济特区能否填补公路，设备，电信网络的建设成本，这还是个问题。非洲的特区数量还是很少的，难以对整片大陆的工业化起到推动作用。有些技术转移的机会还因为当地公司被排除在经济特区外而丧失，比如毛里求斯的规定，一个公司在A特区落户，就不能进入B特区（Ancharaz，同上）。甚者，一些需要经济特区的国家不停向中国招手，但有特区的国家却不能充分发挥其优势。
经济特区的财务成本和对现有基建的影响是需要考虑的。2010年《非洲经济概览》强调，公共资源分配上对当地和外国企业差别对待的做法，是会带来风险的。因为新兴国家企业的投资优惠，国家去损失税务收入。它们还将面临基建贷款的巨额借贷手续费。
经济特区带来的技术和知识转移取决于特区的运行模式（Brautigam & Tang，2011）。非洲政府需要邀请本地投资者进入特区和外国公司合作，成立联合研发机构，建立长期技术转移的伙伴关系，如同中国和新加坡当年搞特区一样。此外，特区必须纳入整体区域发展计划。尼日利亚Lekki自由贸易区是Lekki半岛新城发展计划的一部分。计划的目的是建造自由贸易区和国际城市，以促进当地贸易，旅游和工业发展。为了让自由贸易区有利于非洲，决策者需为新兴国家提供强大的财务激励，它们能像培育私人企业一样使用"萝卜+大棒"的策略，促进当地经济。毛里求斯的中国金非开发区是政府吸引外资计划的一部分，它充分利用亚非门户的地理位置。按照规定，如果外国投资者不能在八年内带来七亿美元的FDI，它必须把土地归还政府（世界银行，2010）。
透明度：非良性债务的终结者
过去十年，发达国家和多国银行团通过"贫穷国家重债减免计划（HIPC）"免除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大部分债务。这个计划由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银行1996年发起，1999年强化，2005年得到八大工业国集团"多边债务减免计划（MDRI）"的支持。
有研究指出，这些减免计划不能消除问题债务的根源（Berthelemy，2001；Esterly，2002）。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2009）担忧，新兴国家或许把债权国拉入新的债务漩涡。迄今为止，情况还没有恶化，但风险犹在，特别是经济最脆弱的国家。
很难估计债务减免计划受益国是否落入新的一轮债务危机。债务减免计划是新近的，手上的数据还不能反映出问题。但是"贫穷国家重债减免计划"的效果已经反映在统计数据上。债务减少只有在发达国家作为债权国再次付款的时候才体现出来。"多边债务减免计划"以债务减少来计算。
和中国签订的很多协议以自然资源来支付，这使得财务参数变得难以预测。
新增合作伙伴和债务之间的联系是负责的。Reisen（2007和2008）发现，新兴国家对非洲债务的影响来自以下几方面
1. 金融增加债务。但占相当比例的无偿援助可以减轻非洲的负担。
2. 如果项目的收益高于利率，无优惠贷款是有益的。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出口授信就是典型
例子。它们旨在改善基础设施和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如果得到良好管理的话。传统债务分析不一定能处理贷款和未来增长的关系。
3. 热衷于自然资源的新兴国家利于非洲国家的债务偿还：因为自然资源可以增加出口，提高原材料价格，降低进口产品和公共工程价格。
上图没有说明债务减免之后，非洲国家又产生新的债务。相反，债务持续下降至"贫穷国家重债减免计划"的底线，因为"多边债务减免计划"同时也在帮助这些国家。把良好的经济状况考虑进去--如08年金融危机前后的原材料价格上升--债务减免为非洲国家的金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状况。Reisen（同上）指出，中国为非洲带来新的债务，它等同于双边合作带来的收益。苏丹和安哥拉丰富的自然资源并不能使其从债务减免获益。
有些非洲国家就算得到大幅债务减免，它们仍面临巨大风险。
Raffinot和Dahoun（即将发表文章）引用埃塞俄比亚的例子说明新兴国家如何成为债务减免后的新债源。上表显示，该国的债务不是很严重。但国际货币基金会和财政部的新数据显示，即便埃塞俄比亚抵达"贫穷国家重债减免计划"的底线并得到债务减免，新债务依然增长迅速。
埃塞俄比亚公共部门的债务回复到"多边债务减免计划"执行前水平--05/06年度的60亿美元和09/10年度的56亿美元。大部分债务来自国际金融实体，债务对经济的依附不会有大的危险。而这些债务不来自于巴黎俱乐部成员国，并占09/10年度公共债务的17.5%。中国进出口银行09年11月和10年1月分别接触3.49亿和两千五百万美元。中国占了埃塞俄比亚新债务的11%，排在世界银行（34.3%）和国际货币基金会（11.5%）之后，成为第三大债权实体。
债务援助的增加改变了新兴国家的态度，特别是中国，它的政策越来越靠近发达国家。中国的金融借贷条件和发达国家的优惠条件相呼应（Brautigam，2010a）。中国对埃塞俄比亚两笔20年贷款年利率为2%，有分别为7年和8年的免息期。按照Raffinot和Dahoun（即将发表文章）的说法，这跟发达国家的条件一致。跟标准的10%折扣率相比，优惠率大约分别是58%和59%。这和发达国家的做法越来越近了。
中国也作出了大幅减债的决定，大家也认为它是传统债权国的一分子。新兴国家寻求国际金融舞台更多发言权，它们不仅参与G20这个平台，更在里面彰显自己的存在。国际货币基金会新兴国家的份额将按势增加。这体现它们对非债务减免行动上：
1. 2000年10月首届中非论坛，中国一次性免除10亿美元最贫穷非洲国家债务。Wang和Bio-Tchane（2008）指出，00~02年间一次性减免了13亿美元。
2. 2006年，中国减免33个有外交关系的"贫穷国家重债减免计划"对象国和"低发展水平国家"，超过100亿人民币的债务。2009年，根据埃及举行的第四届中非论坛的三年计划，这33国在09年到期的带息贷款得到免除。
3. 2010年千年发展目标峰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宣布中国历年最大宗债务减免案：豁免最重债务和最不发达国家高达38亿美元债务。
中国越来越像发达国家的债权角色。比如，2000年前，马里的债务是"变相"的，表面上是借贷，实际上中国从没有追偿过。这为计算马里债务带来技术问题，尽管债务总量在增加，但它对实际偿还不产生影响。之后，中国采用更多跟西方一样的政策--减免部分债务，但剩余部分需以更有效方式偿还。
矛盾的是，中国所占债务的比重在增加。尽管条件与西方不一样（Foster et al., 2008），放债思维却趋同。
总体而言，中国没有公开采纳巴黎俱乐部成员国及两个债务减免计划的准则（Wang和Bio-Tchane，2008）。特别是免除某些国家的债务，如津巴布韦，是不符合布雷顿森林组织规定的。中国也不是巴黎俱乐部的一员，尽管它参与有非成员债权国和私人机构参与会议。
布雷顿森林组织让非洲的新增债务的优惠水平接受监管。它也实行债务与经济持续性框架，以此约束某些国家，放债时不能超越非洲的债务顶限。这个框架不针对新兴国家，它同时减缓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对非洲的贷款速度。
为了更好运作，框架要求各债权国合作。对发达国家而言，公共和私人债权人的合作很难，但在新兴债权人那里这更难实现（Djoufelkit-Cottenet，2006）。商业和外交利益促使新兴国家采用各种办法实现目标，特别是隐藏信息（Reisen & Ndoye，2008）。而且这种情况愈发普遍，因为它们不是框架的起草国。它们用秘密方式得到还款，比如原材料，而不是合同中订明的方式。
国际金融组织如何监管低收入国家
作为结构调整项目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银行为对非贷款设定条件，以此防止参与该项目的国家获取优惠贷款时不增加新的债务。政府不得接受非优惠条款，或者附加条件必须处于固定的低水平。这防止某些国家在接受优惠贷款或无偿援助时，被强制附加额外条件。
这个措施在仍在实行，比如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减贫与增长计划和信用拓展计划。埃塞俄比亚遵从计划的要求，每年不接受超过5亿美元的非优惠贷款。优惠利率从通常的35%上升到布隆迪的50%和利比里亚的100%。这是对低收入和某些中等收入国家的要求，尽管国际货币基金会的计划没有涵盖金融贷款。
世界银行反对无优惠贷款的项目旨在增强债权人在《债务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合作。它劝诫债权国不要发放无优惠贷款，不要减少国际发展援助，要控制不符合最低优惠规定的贷款。计划的框架旨在防止部分国家超过某个标准而增加新债务。这个标准取决于世界银行《国家政策与制度评估》中测算的管治质量。《债务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框架》备受批评，因为它的预测没有考虑当下经济援助和发展的关系。不过框架在09年已经修改，局限性得到修正（IMF，2009；WB & IMF，2009）。现在越来越关注债务对发展的影响，没有国家担保的公司放贷需要避免。
风险依旧存在，非洲国家利用发达国家大规模减债计划造成的财务空间，去偿还新兴国家的新债务，特别是无优惠贷款。加纳就是个例子。根据"多边债务减免计划"，2007年它在国际市场的借款是世界银行和非洲发展银行贷款综合的十倍有多。另一个巨大但不易发现的风险是，内部公债的膨胀。随着内部金融系统的发展，这种现象同时出现在新兴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比如埃塞俄比亚。对大部分非洲国家而言，它们的财务状况是否达到两个减免计
划规定的底线的问题上，布雷达森林组织和发达国家似乎没有影响力。就算有，也是少数几个没有加入贫穷减免计划的国家。
一个国家抵达减免计划的底线后，紧张情况就出现了。贷款附加条件因国家而异。刚果民主共和国是状况最好的例子。
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紧张：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例子
由于内部问题，刚果比较晚才加入减债计划。从2007年起，它和中国签订了以合资企业开采矿产的优惠贷款。开始时，条款不甚透明。据说合约价值90亿美元，相当于该国80%的GDP。Cappelaere（2011）认为：
"如果中国合约中国家矿产作担保的条款没有被移除，国际货币基金会将不会减免它的债务。这促使中国和刚果的债务额减少了。最后，IMF赢了。担保条款被移除，合约规模缩小到60亿美元。两个条件让刚果达到了减免计划的底线"。
由于采矿业管治的不透明，世界银行有时候还是反对刚果（Cappelaere，2011）。因为战略利益，中国想刚果当局施压，最终再次签订一个合约以保证中国得矿产方面的权益。
总之，新兴国家对非洲的财务影响依然有限。短期而言还不足以对低收入国家的经济造成威胁。有时候，作为最大的新兴债权国，中国采取和发达国家一样的政策。这对最脆弱的非洲国家或许是风险。增加新兴国家和非洲经济关系的透明度是国际财经治理的重大课题。高透明度让非洲国家更容易迈向成功。
前路与展望
在征询私人机构和公民社会的基础上，非洲国家联盟、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合作框架需要建立起来，并明确非洲国家发展的目的和策略。非盟，非洲发展银行和其他区域性经济组织应该为多方政府提供必要的援助（UN OSAA，2010）。联合国认为，"各组织该对国家和地区层面的援助计划进行策略分析"。非洲国家不应竞相向新兴国家争夺投资于与援助。它们应该把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等量齐观，因为这可以减低贸易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