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6月我参加了多次国际会议。内容涉及中国在全球（非洲）卫生合作、不同国际援助方式等方面。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首尔，讨论的议题都在表明：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日益增加，从而引发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关注；于此同时，非洲摆脱了多年来被边缘化的局面，正日益成为世界各个方面的关注点；而且，新兴国家与非洲的关系正在改变既定的国际秩序，日益成为当代国际政治各种矛盾的交会点。
枪打出头鸟
中非关系近年发展很快，这是事实，但如果说中国在非洲投资最多或影响最大，则是一种误导。
第一，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并非最多，《非洲投资者》“2003-2009年投资非洲项目来源国”的统计数据，其中美国第一位，总数411个，中国只排在第10位，总数86个，排印度和南非之后。
第二，中国对非洲的影响力虽在增加，但并非最大。中国与非洲政府间关系平等融洽，但有两点要注意。一是民间关系近年出现了一些问题。二是在宗教文化、社会习俗乃至政治军事方面，英法等国在非洲的基础深厚，二战后美国的影响也颇为可观。坦桑尼亚小学生往往带着一把梳子，卷发梳得亮光。这一件小事将英国绅士风度的潜移默化表现得淋漓尽致。大量从西方留学归来的政府官员是文化影响的明证。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中国受到的攻击最多。何以如此？枪打出头鸟。任何国家在崛起过程中总是最惹人注意的，也是最招现存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忌恨的。
英国外务大臣2006年在尼日利亚发表讲话时曾提到：中国目前在非洲所做的事正是英国100多年前所为。一时间，“新殖民主义”的论调甚嚣尘上。5年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赞比亚再次提醒要警惕有的国家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其意自明。这种指责很有意思，中国也不必太在意。的确，新兴国家在非洲的卷入正在改变原有的政治经济版图。而西方的政治意愿在非洲有点不灵了，非洲对西方的干涉、援助和经济合作的方式有意见了；非洲国家对前殖民宗主国的看法日益消极，英、法等国独占非洲的霸主地位不仅受到美国的挑战，也受到新兴国家的冲击……
新兴国家对非洲的投资对非洲的正面意义非常明显。非洲经济转型研究中心2009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向东看”的政策咨询报告指出，中国在非洲各种经济活动的正面影响表现在多方面。除了带动非洲产品的出口和经济增长、促进了农业发展和弥补了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外，有几点值得一提。
第一，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进入给非洲人提供了更多选择机会，在选择合作伙伴时，他们可选西方国家，也可选新兴国家。第二，打破了西方公司对原材料价格的垄断。尼日尔有丰富的铀矿，以前一直被法国公司阿莱瓦垄断，铀的价格压得很低。中国公司进去后，铀矿和原料价格提高。第三，中国很多项目进去时，基建、铁路和公路也修进去，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体投资环境。第四，中国公司的投资为非洲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多的利润和税收，也培育了非洲的市场。
以中非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坦桑尼亚公司来说。该公司原为援助项目，后来转为合作经营项目。目前，该公司仅有6名中国雇员，但有1000余名当地工人。生产的剑麻不仅供当地消费，还销往国际市场，每年为坦政府提供数百万美元的税收。西方舆论在攻击中国时总喜欢挑坏的说，对好的例子他们似乎看不到，也不愿意看到。
实际上，非洲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较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在非洲的作用。赞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2000-2007年中国投资从总体上促进了赞比亚的发展。非洲转型研究所的咨询报告也详细列出了中国在非洲经济活动的贡献和挑战。马丁•戴维斯的研究发现中国对非投资的增长曲线与非洲发展的增长曲线成正比；非洲欢迎中国投资；金融危机将促进非洲向东看。
没问题就没交往
中非关系日益深化，问题也日益增多，如产品市场、环境、劳动力、工人待遇以及产品质量等问题。对这些问题需要客观分析。
一方面，中国企业确实存在着各种问题，这在中国国内都十分明显，另一方面也有非洲方面的问题。记得2006年温总理访问南非时，南非工会抗议中国涌进南非的纺织品打击了当地纺织业，温总理当即表态减少对南非的纺织品出口。当年底我在香港参加有关中非关系的国际研讨会时，一位南非学者的发言很说明问题：南非出现的问题不能归咎于中国，“中国总理减少对南非的纺织品出口很好，但越南、孟加拉和马来西亚的纺织品照样进来。关键问题在于南非的纺织业要升级”。这种看法比较理性。
当然，南非是一个工业基础比较雄厚的国家，它在面对国际竞争时有能力对自身体制和能力进行调整。对于一些工业基础薄弱的非洲国家，中国政府和企业应注意投资对当地产生的负面影响，特别在市场、环境、劳动力以及原料价格等方面。如果不仔细考虑后果，采取捞一桶金就走的做法，这种企业将面临生存问题。较好的办法之一是合资办厂。非洲合作方可在处理政府关系、投入人力资源、打通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渠道方面多出力，中国合作方可以在融资、技术及管理方面多出力。目前的马里糖联是一种较好的合作方式。这样，一方面双方企业做到双赢，有钱大家挣，另一方面通过管理合作、文化交流和技术转移，中国企业融入当地，为非洲造福，这与中国“大同世界”的传统理念颇为默契。何乐而不为？
环境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是全球面临的一个难题。只要看看中国目前国内的问题就会发现，环境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有的企业在非洲的矿业或木材投资没有注意到当地的环境问题，因而引起一些当地居民和非政府组织的不满。同时，也有一些企业注意尽可能地保护环境。我们去年参观苏丹首都喀土穆炼油厂时很有感触。这是中石油援建的一个中苏合作项目，现在有1100多当地员工，一半上岗一半培训，招聘门槛也比较高。为了处理炼油过程中产生的污水，炼油厂修建了一个污水处理池，效果很好，湖里有鱼，湖面还有水鸟。炼油厂的董副经理告诉我们：一些西方媒体原来大肆攻击中国石油企业在苏丹破坏环境，中方组织联合国官员和驻苏丹的外国使节参观了污水处理池后，再也听不到这种指责了。
环境保护问题是全球共同问题，处理好环境与发展的矛盾是发展中国家的难题。我在给非洲外交官讲发展问题时，一位来自中非共和国的外交官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指出，中非的森林资源极其丰富，与亚马孙森林一样，是人类社会的肺。为了保护人类的环境，中非可以不进行开发，但国际社会应以某种方式对中非进行补偿。这与中国国内的“输血 造血”的方式颇为相似，即为了保护某一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环境，国家和地方拿出一部分钱进行财政补贴，以达到环境保护和提高当地生活水平的统一。
我在与非洲朋友及其他国际同行讨论时，总是主动交流中非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亮出自己的独特观点：问题越多越好。何以如此？因为没问题就是没交往，问题越多表明中非关系发展越深入、涉及的范围越广。关键在于：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保持着平等的关系，比较容易互相理解，问题可以通过交流来解决。每解决一下新问题，关系即会深入一步。
中非合作最缺的是战略
依我看，中国在非洲什么都不缺，就是缺战略。中非合作是一件长远之事，需长久之计。中国在非洲缺乏战略思考和战略设计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应付外交，即人家批什么，我们就否认什么。这样既不能服人，也不够客观。二是缺乏长远规划，目前的计划局限于3年一次的中非合作论坛，忙于应付。三是分头行动，无统一筹划。金融、工矿、卫生、农业、文化、能源、科技、法律、教育等部门都希望参与进来。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中非合作论坛后续行动小组又无权对这些活动进行协调和干预。因此，实有必要从长计议，通盘考量，将中非合作放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中考虑，以找到它的恰当位置。
关于中非关系，非洲也有诸多评论。南非总统祖马去年访华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时表示：“中国没有对非洲大陆进行过所谓的殖民活动，双方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殖民关系。”他只是在陈述一个历史事实。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最近举办的纪念毛主席关于非洲研究的指示发表50周年的会议上，我再次听到了加纳驻中国大使海伦•马姆莱•科菲女士关于“中国是非洲人的大哥”的亲切表述。对中国的一些经验，非洲国家确实可以借鉴，如农业政策、对国家主权的重视、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的观念以及尽量保持社会稳定的做法等。
我们应该注意在一些问题上多发声，如非洲发展与中国模式的互惠、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如何达到互利双赢、中非合作与大国在非洲既得利益的潜在冲突、中非企业在市场、投资、技术、劳动力方面的合作与矛盾、非洲可持续发展与中国能源开采的矛盾等。对国际上的一些批评，中国应正确对待。首先，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客观的认识。好的坚持，不好的改正。第二，应逐步掌握自己的话语权，如在发展、国际援助和平等合作等方面，中国有自己的观点，应大力宣传。第三，加强独立的研究体系。一般而言，就宣传效果而言，非官方、学者的声音比官方的好，外国学者的比中国学者好，非洲学者的最有说服力。
中非关系正处于良性发展阶段，这既得力于50多年来中非合作的基础已经奠定，同时也是现实政治经济的需要。正确理解非洲-中国合作关系，为政策的制定提供相应的咨询意见，从而对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概念提出质疑以确立中国学者的看法，这是目前应该做的。